次生舆情作为原生舆情事件的衍生现象，具有多种典型效应，可分为积极效应、负面效应和危机效应三类，具体表现如下：

积极效应：修正原生议题，推动事件解决

• 补充信息，修正偏差：当原生舆情存在疑点或不合理之处时，次生舆情可能通过新议题或新证据推动事件真相的补充和修正。例如，在河南“王凤雅事件”中，原生舆情质疑“王凤雅父母诈捐”，后经调查澄清，原生舆情反转，并引发“网络众筹平台风控管理”等良性次生议题讨论。
• 推动问题解决：次生舆情通过公众关注和舆论压力，促使相关部门或企业加快问题解决进度。例如，安徽泗县宣传车半夜高音喇叭宣传拆迁政策引发不满后，次生舆情推动当地政府公开处理细节，修复公信力。

负面效应：非理性情绪蔓延，引发网络暴力

• 信息窄化与极端化：自媒体平台通过技术赋权，使普通网民获得监督权利，但也可能导致“信息窄化”。同质化群体聚合后，非理性情绪容易扩散，谣言、谎言、极端言论充斥其中。例如，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暴力袭警事件中，网民爆料和虚假信息加剧了舆情压力。
• 沉默的螺旋效应：利益关系决定网民话语表达和态度倾向，普通民众利益代表的优势意见声音越来越大，弱势声音越来越小。这种“沉默的螺旋”效应可能导致舆情走向极端，偏离事实真相。

危机效应：引发政府公信力危机，转移舆情发展走向

• 公信力受损：当次生舆情涉及政府或公众人物不当言行时，可能引发公众对公信力的质疑。例如，哈尔滨火灾中领导疑穿万元羽绒服到现场指挥，引发舆论对公信力的批评。
• 舆情异化与转向：次生舆情的热度有时超过原生舆情，改变舆论演化的原有方向。例如，在“西安城管倾倒烟头”事件中，官方回应不当引发次生舆情，推动舆情持续发酵，质疑当地官方“袒护”。
• 长期负面影响：次生舆情可能延长和扩大主体舆情的关注度，增加舆情应对的成本和难度。例如，山东聊城于欢案中，济南公安政务微博发布不当言论，成为激起网民不满情绪的节点，无形中增添了舆论对该县领导的进一步不满。